也没有什么，只是觉得输出困难。翻看两年前的聊天记录，惊讶于自己当时意见之多、之鲜明、之锋芒毕露以及愿意锋芒毕露，而现在则仿佛一个向内收缩的软体动物。身处一个要求你必须表现得非常assertive否则就会立刻打断你的环境里，越来越懒怠于表达自己。
大一上学期的时候，某次我妈打来电话，讲起外公前几天突然给她打电话问我在哪儿。我妈吃了一惊（首先外公主动打电话来就足够令人吃惊了），答说在北京上学呢。外公问：没被退学吧？我妈一头雾水，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不得不问了好一会儿才弄清事情原委。
大约是说，前段时间老家环境整治，要求每家拆除猪圈——大概是因为小户养殖没有卫生处理的手段，粪水直接排进沟渠河道污染水源的缘故——外公家虽然因为年纪大了早已不养猪，但猪圈仍然留着，一个不大的石头房子，里面有猪栏食槽，印象里堪堪容纳两三头的样子。据外公说，通知下得匆忙，要求立即拆除，但前期没有人来协商，也无人解释拆除猪圈和环境整治之间的关系，只有孤零零一纸通告。更甚之处在于早早按通知拆除的家庭没有得到任何经济补偿，反是一开始坚持不拆的家庭在村干部动员过程中拿了两百块钱的补偿。外公颇为不满，说给钱也不愿拆，结果下一次村里的党员生活会便没被通知去参加。而那天外公看到隔壁家（也是不肯拆猪圈）本来说刚去上大学的儿子突然回了家，不知怎的联想起来，以为不拆猪圈甚至会牵连到孩子上大学的问题，于是急忙给我妈打电话问我现在在哪儿。
我妈在电话里向我转述这件事是带着点好笑的口气，我后来不时想起这件事也仍然觉得十足黑色幽默。外公的紧张算不上异想天开，更难说老到糊涂，相反是深植于他人生经验中的政治直觉。看似宏大的历史事件在个体生命里穿针引线，捏塑出一个人对世界运行逻辑的想象、揣测与恐惧。这些车辙如此之深，之后无论多少晴雨反复冲刷都难以改变。
很难说这件事如何影响了我的政治信念，只是在后来无数次对口述史、集体记忆、基层治理的讨论中我常常想起这通电话，并怀着越来越莫可名状的心情。